金雁：“耶利米”+“阿瓦库姆”

From: 28rcm 秦川雁塔 2019-12-25

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不错，他是以作家成名，其《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

《第一圈》

但无论是1973年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他花费毕生心血写就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索翁自己也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苏联时期曾有人向作协建议为索公评奖。索尔仁尼琴却答，如与那些所谓STL金星奖章得主在同一个名单里，是奇耻大辱。

他感兴趣的也不是作为“文学”的文学，他认为文学仅仅是向专-制制-度抗议的一种手段，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作是“用文字筑城”，把被遮蔽的真实“记忆片断”串联成为一部“宏大的编年史”，“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我要用手中的笔把这个制度连根拔掉”。同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证件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证件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

索尔仁尼琴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处于独立自主的地位、淡泊物质的生活、不低三下四，不无谓的空忙，不虚伪、不撒谎、不在乎众人如何看待。既然在苏联的氛围内，要做个诚实的作家又想与当局保持一致是根本办不到的，那就索性不去追逐寻所谓世人眼里的“成功”。“世俗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唯有真理永存”。

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高尔基在与楚科夫斯基谈话时坦言：“实际上我经常表现出两面性。从前我从来不作假，而如今与我们的政权打交道，我不得不弄虚作假、欺骗、装腔作势。我是知道的，不然就行不通。”索尔仁尼琴从骨子里瞧不起高尔基“游蛇”般地转变，认为他精神上已经死亡。他说，“这个名字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他充满了“谄媚和卖身求荣，与那些身陷囹圄仍能体现人性光芒的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

索翁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不为文学”的文学，文学平台只不过是与体制怪兽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个目标很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索尔仁尼琴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然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对他曾经加入的苏联作协，他说：“他们播种的那块土地不行，我知道，在那块土地里什么也长不出来。”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尽管不是人人都能看见的轮子下，这个肉眼看不见的轮子从我们身上碾了过去，人们却不能或者不敢把它描述出来。而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另一半会随着时间的“半衰期”而流失，到了新的一代、再下一代人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索尔仁尼琴说，我的作用就是要阻挡减缓这个“半衰期”——抵抗遗忘，让人们知道真相。我从不指望任何人，由任何一级领导来判定我文字。好像我不是在写作，而是有人在牵着我的手在写，我只是一个撞针，被挤压了半个世纪，现在一下激发出来。没有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

在苏联剧变前的8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人气”指数到达最高峰值，很多人希望索尔仁尼琴能够回国任职，到1992年，俄罗斯甚至有48%的人希望索尔仁尼琴出任总统的角色。

1994年俄民调机构对部分居民进行过一次调查：“您完全信任哪位政治家、作家或学者？”索尔仁尼琴在这次民意测验中独占鳌头。俄罗斯报纸发出了“归来吧，身处异乡的作家”的呼喊。然而索尔仁尼琴本人生前则表示更喜欢另外两个称呼“当代耶利米”+“当代的阿瓦库姆”。

1994年，索翁回国

索翁觉得耶利米或者阿瓦库姆所具有的道德光环更符合他的追求和身份。他明白，批评易而建设难，自己的那套要国家治理乌托邦，也只能说说而已，他更适合担当耶利米或者阿瓦库姆那样的“先知”角色，在民族存亡时刻，“安忍默不一言”。2008年8月4日索尔仁尼琴去世当天，俄罗斯很多媒体都对他都使用了“当代耶利米”、“当代阿瓦库姆”这样的称谓。

耶利米是公元前600年前后亚拿突的祭司，是犹大国灭亡前、继以赛亚后的第二个先知。

《先知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伦勃朗

耶利米原本生性怯弱、胆小，不乏个人算计和利益权衡的普通人物，但是蒙耶和华的应许使他变得无所畏惧、坚定诚实地记录历史。在犹太国灭国前，那里的人们刚愎自用，拜偶崇邪以满足个人欲望，整个国家陷入虚火旺盛的的假象之下，社会风气败坏，从上到下以充斥着以谄媚为能事的“奏折派”。耶利米坚持传达上帝的旨意，为此受尽了嘲笑、辱骂和囚禁，遭受折磨。

《旧约》“耶利米书”记载了公元前586年最后，耶路撒冷被灭，圣殿被毁，老百姓全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耶利米怀着破碎的心看着他的预言应验。

阿瓦库姆1620-1682）是东正教的大司祭，17世纪“分裂运动”最著名的思想家，因为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1653年他们一家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由于以决不妥协的立场和官方教会作斗争，1664年又被流放到梅津，1666-67年被宗教会议判决并放逐到北极圈内的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里的一个地洞里待15年，写下了《我的自传》、《生活》等多部作品，最后被沙皇下令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致死都没有背弃他的信仰。

在阿瓦库姆看来，宗教不是一个行业，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神圣事业。他把同魔鬼进行斗争看作自己一生的使命，而与魔鬼针锋相对的就是每一步都要‘为难’他。如果魔鬼是以政府官员的面貌出现来迫害阿瓦库姆，他就要不断地同他们作斗争，揭露他们的谎言。他临死前说的是，“主啊，我愿欣然赴死并转世重生，为的是能再度为基督而死”。

烈焰中的阿瓦库姆

阿瓦库姆的《自传》，以亲身的经历表现了分裂派坚持信念的坚韧决心。它不仅是一部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它更是一部对于他所经历的末日的真实记录，他的目的是通过他所记述的自身苦难历程，来向世人展示如何凭借对基督的信仰走完最后的日子。

本来阿瓦库姆的传奇只在旧教徒中广为流传，直到19世纪被知识分子挖掘出来，从此以后，他给俄国的知识界和俄罗斯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俄国的反对派运动的一面旗帜，为信仰慷慨赴死的人就是圣徒。

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要以阿瓦库姆为榜样决心。1960年索在给祖波夫夫妻写信说：“要知道阿瓦库姆具有思想的力量，具有陈述的力量和密度。他的一生内心强大从不随波逐流，但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这样的人的”。

可以说，阿瓦库姆的名字和他的书本身就是一部与沙皇政权抗争的史诗，后来“阿瓦库姆”便成为一切反对-派的象征，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等人在流落海外时，都把阿瓦库姆看作是自己的榜样，看作是一个为真理而受苦受难的英雄。

尽管“勇敢赴死”并非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具有这种品质对写作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只有斗争过、忍耐过、挣扎过与孤独过的作家所体会到的世界才是其他人无法编造出来的，也许这才是以阿瓦库姆为偶像的俄罗斯作家写作的真实意图，这也正是俄国文学有如此博大的内涵的原因所在。

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都能从这位“圣徒”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陀斯妥也夫斯基从阿瓦库姆的自传中看到了俄国传统恒久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阿瓦库姆身上汲取“死硬到底”的灵感，索尔仁尼琴在他身上找到了反抗国家罪恶的原型，别尔嘉耶夫则把他奉为俄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其实阿瓦库姆作品的文学价值没有社会意义大，重要的是，他以自身的牺牲，向后来者表明其甘愿赴死的心志，给这个世界的警示作用或许会更大。

阿瓦库姆画像

1971年在他被烧死近300年后东正教为他平反，承认他并非异教徒，而是圣徒，在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人们为他竖起了墓碑。1991年剧变后，每年在阿瓦库姆的家乡都会举办“阿瓦库姆纪念日”，全世界各地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追思这位为信仰而献身的“先圣”。

索尔仁尼琴认为，他自己在当代俄国的作用就和17世纪的阿瓦库姆一样，体现着一种坚守信念的圣徒精神，俄罗斯民族也习惯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先知”般的人物来引领精神生活，于是他对坊间里冠以他的这种称号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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